時間:2023/6/19來源:本站原創 作者:佚名 點擊: 61 次

羅洪彬(-),男,四川宜賓人,西華師范大學區域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在讀博士,主要研究巴蜀古城堡考古。

王杰(-),女,河南洛陽人,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巴蜀考古。

摘要

青居城是宋蒙戰爭時期的重要軍事城堡,是宋蒙雙方多次爭奪的戰略要地。淳祐九年(),余玠命甘閏筑青居城,作為北伐興元的后勤基地。寶祐六年(),蒙軍占領青居城,此地又成為蒙古東川軍事指揮中心。

宋軍曾組織四次大規模的反攻軍事行動,以期奪回青居城。宋蒙軍隊在青居城及其附近展開了多次激烈交鋒,并互有勝負。青居城的存在深刻地影響著宋蒙戰爭四川戰場的軍事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亞于釣魚城的歷史地位和研究價值。

關鍵詞

青居城;宋蒙戰爭;余玠;東川帥府

正文

青居城位于今四川省高坪區青居鎮東側、嘉陵江右岸,是南宋在嘉陵江中游修建的重要城堡。在宋軍山城體系中,青居城為“八柱”[1]之中堅,控扼水陸要道,捍蔽合渝,地位獨特;在蒙軍“取蜀滅宋”戰略中,青居城位列“四帥府”[2]之首,東川軍事悉出于此,對宋蒙戰爭四川戰場的軍事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青居城具有不亞于釣魚城的歷史地位和研究價值。遺憾的是,青居城長期未受到足夠重視,近年來雖有少量研究成果出現,但主要集中于建城概況及遺址遺存介紹等方面。[3]關于青居城的營建、宋蒙雙方對青居城的爭奪,特別是蒙古占領下的青居城及其在東川戰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還鮮有專題研究。因此,宋蒙戰爭中的青居城仍有繼續研究的必要。

一南宋營建青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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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背景

南宋寶慶三年()和紹定四年(),蒙軍兩次襲破并蹂躪關外五州,致使南宋蜀口防線崩潰,蒙軍得以在蜀地大肆劫掠。宋理宗紹定四年(),蒙古軍突破大散關,強行“假道”南宋滅金,偏師沿嘉陵江南下,利、閬二州相繼淪陷,順慶府亦危在旦夕。時承奉郎胡元琰攝郡事,他“收散卒、定居民、諭叛將,以全闔郡”[4],使順慶全城免遭蹂躪。次年七月,宋理宗特地下詔褒獎胡元琰全城之功,獎其轉官三資。

端平二年()春,窩闊臺兵分三路侵宋,其中西路軍由皇子闊端、都元帥達海紺卜等統率,主攻四川。是年十一月,闊端軍至石門,招降鞏昌汪氏,次年八月,令其所部為先鋒,大舉攻蜀。十月,蒙軍大破四川門戶陽平關,而后長驅入蜀,四向攻掠!耙辉轮g,宋之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所屬順慶府而已”[5]。

此時蒙軍志在抄掠物資,破壞生產,暫無略地之意。同時,闊端得知京湖戰場蒙軍統帥曲出陣亡,其后方基地京兆府又遭到南宋金州都統和彥威的突襲,因此只在利州以北地區留下少量軍隊,便引主力北撤。正因如此,地處川東的夔州一路及早有準備的順慶等府州才僥幸免禍。

在此危急形勢下,南宋朝廷開始重建四川防務,淳祐二年(),宋理宗命余玠出任四川宣諭使,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全權措置蜀地防務。在隨后數年之內,余玠利用蒙古內亂之機,廣納良策,汲取四川軍民結寨筑堡實踐經驗,陸續在川內大江沿岸險峰之上,擴建和新修了數十座山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盵5]卷四一

六至淳祐四年(),四川軍事布防已初見成效,余玠憑借山城寨堡與蒙軍展開了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淳祐五年至淳祐十一年之間(-),余玠又增筑了一批山城,進一步完善了四川山城防御體系,并積極為收復失地做準備。青居城即修建于此時,其目的在于控扼嘉陵江漕運,轉運糧草軍馬,配合巴州地區平梁、小寧、得漢三城,反攻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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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過程

青居城始建于淳祐九年(),并非余玠首批修建的山城。究其緣由,或有兩點:首先,余玠就任之初,蜀地州府均數遭劫掠,城防殘破,不得不因山筑城,以為治所。而順慶府受蒙軍襲擾相對較少,甚至在紹定四年()的“辛卯之變”及端平三年()的“丙申之變”中也未受到太大沖擊,因此暫無修城之必要。

其次,淳祐初年,余玠在嘉陵江沿線的布防重點在利州與順慶之間,目的在于圍堵蒙軍沿嘉陵江南下之路。其上任之初已在順慶上游布置了苦竹、大獲、運山等多座固壘,因此宏觀上順慶府暫無建山城之必要。

此外,余玠所建首批山城,皆依山控水、地勢險要,山頂寬平、可攻可守。青居山雖然山勢陡峭,又三面環江,但“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盵7]在微觀地形上也并不太符合余玠初期的選址標準。

但是,隨著山城防御體系的初步構建和初見成效,余玠開始著力準備收復失地。利州失陷后,宋軍失去對蜀道的控制,從而越發依賴嘉陵江水道。但嘉陵江沿線諸城中除釣魚城外,苦竹、鵝頂、大獲、運山等雖占據形勢,但與嘉陵江之間都有一定距離,無法有效控制嘉陵江水道。

而青居山雄踞嘉陵江岸,曲流環繞,地處嘉陵水道及小川北道交匯之處,西通成都,東連夔峽,下蔽合渝,上援閬巴,正好符合余玠后期的戰略布局和筑城理念[8]。

淳祐九年(年),余玠命甘閏筑青居城。甘閏其人未見專載,青居山大佛洞《重修東巖記》中稱其為“金城甘大將軍”[9],金城即甘肅蘭州。嘉熙四年(年),甘閏曾奉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之命于合州筑釣魚山寨,即釣魚城之前身。

寶祐二年(),甘閏又奉余晦之命在今鹽亭縣紫金山筑城[10]?梢娖涫且幻麡O富筑城經驗的軍事將領。選擇由甘閏負責筑城事務,反映了余玠對營建青居城的重視。甘閏到任之后,履地擇險,大興版筑。依據青居山三峰并立、北陡南緩的地形特征,甘閏在筑城之時有所側重。

城北臨江險地依靠絕壁防守,城南緩坡地帶則依山勢廣筑城墻,并接于東巖以為外障。從調查情況來看,青居城主要的城防設施分布在城南,且可能存在多重城墻及甕城。青居山三座山峰被城墻連為一體,形成了完備而堅固的城防工事。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青居城可能并非局限于青居山范圍內。參考神臂城、釣魚城等同期城堡,曲流環繞的牛肚壩等區域可能是其水寨或外圍據點,至少是重要的生產區域。年夏,青居鎮牛肚壩上九村七組農民茍秀瓊擴建曬壩時,曾于約2米深的地層中挖出鐵鍋一口,鍋內還有北宋大觀通寶銅錢一枚。

經四川師范學院(今西華師范大學)姚政教授考證,此鐵鍋或為南宋軍用炊具,與青居城關系密切,當為南宋敗亡時埋于地下[11]。此說雖有待進一步考證,但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青居城絕非孤立于青居山范圍內的一座孤堡,而應該有著廣闊的外圍縱深地域。當然,其具體輻射范圍還有待進一步考古工作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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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對青居城的經營

青居城建成之后,南宋對其經營可謂苦心孤詣。余玠在任期間,將順慶府治、南充縣治及沔州都統司駐軍遷入青居城內,使之成為集軍事、行政、民生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山地城堡。在行政上,府縣同治;軍事上,為戎司駐地,屯駐三千大軍,在兵力配備上僅次于制司駐地重慶城、利戎司駐地云頂城和興戎司駐地釣魚城。

府縣治所及戎司大軍的遷入,提升了青居城在山城防御體系中的地位和級別,使之成為四川地區著名的“八柱”之一。淳祐十一年(),余玠提兵北伐興元,青居城正是其重要的后勤基地。

從淳祐九年()筑城開始,甘閏受命駐守青居城。淳祐十二年(),甘閏還在東巖大佛洞興工修寺,妝彩造像[12]。時值余玠北伐失利,或許甘閏已預料到蒙軍南下之時不遠,于是在修城備戰之余,也希望通過“廣豎福田”的功德活動,尋求神佛庇護,從精神層面增強軍民守城抗敵之信心。

寶祐元年(),南宋朝廷對四川軍政帥首進行了調整,余晦接替余玠出任四川制帥。次年,余晦將甘閏調往鹽亭筑紫金城,在此之前,甘閏很可能一直駐守在青居城,先后經營此城長達6年之久。

南宋朝廷選用何人接替甘閏鎮守青居未見史載,情況不明。但不可否認,宋朝君臣始終非常重視青居城的守御。除了選任守將外,還體現在對青居城軍器進行及時補充和更新。

年,高坪文管所在青居城附近采集到一柄宋代鐵刀,刀脊上刻有“寶祐乙卯四川制置副使蒲大監內創造”的銘文[13]。寶祐乙卯即寶祐三年()。寶祐二年()閏六月,宋理宗命蒲擇之“為軍器監丞,暫充四川制置權司職事”。[14]寶祐四年()三月,又詔令蒲擇之“權兵部侍郎、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盵15]

因此,銘文中的“四川制置副使蒲”為蒲擇之無疑。從時間上看,此鐵刀為蒲擇之出任軍器監丞次年監造的兵器。其出現在青居城附近,可為南宋朝廷和四川制司重視青居城軍器補給和更新提供新的確證。

寶祐六年(),青居主將為段元鑒。段氏亦不見專載,但據相關史料,寶祐初年他曾任隆慶知府。寶祐二年(),段元鑒率軍苦戰收復被蒙軍占領的安西、苦竹、隆慶諸堡,并進一步加強了這些城寨的防御工事,使蒙古軍不得不從劍州境內撤退。

苦竹隘遺址現存的東南門就是段元鑒收復此隘后主持修建的,城門券心石上仍保存有段元鑒寶祐乙卯()七月鐫刻的題記一則[16]。至遲到寶祐五年()四月,隆慶府及苦竹隘守將已為楊禮[17],而此時段元鑒或已調守青居。

寶祐六年(),段元鑒奉四川制帥蒲擇之的命令率軍配合安撫劉整據守遂州江箭灘,阻擊蒙古大將紐璘,此時他率領的軍隊當是青居城守軍。雖然此戰宋軍敗陣,但段元鑒仍不失為一員猛將。此后,他一直鎮守青居城,直至寶祐六年()十二月被劉淵所殺。

以善筑者筑之,以善戰者守之,正是南宋朝廷重視青居城的表現。

二蒙軍占領青居與東川帥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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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軍占領青居

南宋苦心經營青居,希望將其建設為嘉陵江中游的中堅城堡,但從實際產生的效果來看,青居城在建成之后,卻并沒有實現南宋的預期目的。

南宋淳祐十一年(),蒙哥即蒙古大汗之位,隨即令其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戶。次年七月,蒙哥汗命忽必烈出征大理。八月,忽必烈軍至臨洮,“命總帥汪德臣以城利州聞,欲為取蜀之計”。[18]利州為蜀之咽喉,本是南宋在蜀北的軍事戰略要地。宋寶祐元年(),汪德臣奉忽必烈之命正式修治利州,屯田戍守,牢牢控制了蜀北門戶,使之反過來成為了蒙古大軍進攻四川地區的橋頭堡。

寶祐六年(),蒙哥親征南宋,先后招降云頂城,攻克苦竹隘和鵝頂堡。是年十一月,蒙古大軍進攻大獲山,守將楊大淵以城降。同月,蒙哥汗派遣驍騎略青居山,但段元鑒據城固守,蒙軍未有所獲。

十二月,蒙哥汗令楊大淵招降運山城守將張大悅,大軍沿嘉陵江南下圍至青居城,“裨將劉淵等殺都統段元鑒降”,[19]青居城落入蒙古之手。自淳祐九年()始建至寶祐六年()陷落,青居城在宋軍手里只存在了九年即被蒙軍占領,成為了“防蒙八柱”中守御時間最短的城堡。

寶祐六年()十二月,蒙哥占領青居城之后,曾駐蹕青居山(又稱重貴山)。隨即遣使招諭各地未附州縣,于是隆州守縣及大良城等相繼投降。同月,蒙哥命宋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王堅不但拒不接受,還于次年擒殺了晉國寶,此舉使蒙哥大為惱怒。

開慶元年()正月,楊大淵請攻合州,“俘男女八萬余!盵20]二月,蒙哥“命大將渾海都以兵兩萬守六盤,乞臺不花守青居山,又命都元帥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市”,[21]以青居為基地,親率大軍進攻釣魚城。由此可見,此時的青居城已成為蒙哥進攻釣魚城的后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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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川帥府建立

開慶元年(),蒙古軍大將汪德臣戰死于釣魚城下,皇侄壽王乃以德臣長子汪惟正權襲父爵,佩其金虎符,為鞏昌便宜都總帥,統率鞏昌諸軍戍守青居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遂真授焉”,對此任命重新予以確認[22]。

同時詔諭“西川、潼川、隆慶、順慶等府各處山寨歸附官吏,皆給宣命、金符有差!盵23]蒙哥死后,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展開了長達四年的汗位之爭。中統元年(),阿里不哥命大將阿藍答兒提兵南下,與駐守六盤的渾海都部會合,圖謀占據秦蜀之地[24]。

忽必烈分漢地為十道,并京兆、四川為一道,命廉希憲為宣撫使,遣使安諭六盤。渾海都殺使者羅臺,起兵造反,并“遣人諭其黨密里火者于成都、乞臺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來援”[25]。

據《汪惟正神道碑》記載,渾海都以六盤兵叛并欲北歸,此時關中已無兵備,廉希憲只得命令秦、鞏諸軍進擊六盤而追襲之,一時間甘、涼囂然。而此時乞臺不花守青居城,有兵數千,又心懷異志,實為戰局之巨大變數。

正如后來廉希憲派人與戍守青居的汪惟正聯絡時所說:六盤、青居實相表里,廢一旦,諸軍稱亂,蹂漢中,出散關,秦力不支,以重朝廷西顧憂,公將奈何?[26]

值此危局,廉希憲先命駐守成都的劉黑馬誅密里火者,又遣使聯絡青居主將汪惟正,陳以利害,“惟正即命力士縛乞臺不花,殺之!盵27]才使秦、蜀地區得以初步安定下來。此役,汪惟正居功甚偉,忽必烈為嘉獎其功勞,“詔東川軍事悉聽處分”[28]。

在后來平定火都之亂和土魯叛亂時,汪惟正及其率領的青居兵也是絕對主力,屢獲奇功。因此,汪惟正與青居守軍在幫助忽必烈贏得并鞏固統治權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中統元年(),忽必烈置征南都元帥府于青居山之龍笻壩,令蒙古征南都元帥欽察與汪惟正同戍青居,措置東川軍事,標志著元朝東川帥府的建立。青居城由此成為元軍進攻南宋的重要軍事指揮中心之一。除東川帥府外,大獲城降將楊大淵、運山城降將張大悅、大良城降將蒲元圭三人,各于駐地行帥府事,與青居合稱“蜀四帥府”。

四帥府中,“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為三帥捍蔽!睂嵞怂、元兩軍對壘之前沿,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且其守將職銜較高,地位為四帥府之首。汪惟正與其叔父汪忠臣在青居“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诇強鄰,入必摧壤其軍,不令棄去!敝泵嫠诬姴粫r溯嘉陵江來襲的大部壓力。

可以說,其他三大帥府后來得以“歲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甚至一度“逞志于忠、涪、夔、黔、萬、施、云安之間”,[29]皆得益于青居城獨“當其堅重”之功。

中統三年(),忽必烈取得蒙古內戰的最終勝利,重新將戰略重心轉移到攻伐南宋上來。是年十一月,忽必烈將東西兩川都元帥府一分為二,以原征南都元帥欽察為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又以楊大淵為東川都元帥,令與欽察同署事,戍守青居城。至元四年(),忽必烈置東川路統軍司于青居城。

至元十年(),罷四川行省,改設東西川行樞密院,“以鞏昌二十四處便宜總帥汪良臣行西川樞密院,東川閬、蓬、廣安、順慶、夔府、利州等路統軍使合剌行東川樞密院,東川副統軍王仲仁同僉行樞密院事”,[30]而東川行臺設于順慶,故又稱東川府。

自中統元年()東川帥府建立,到至元十五年()徙順慶府于舊治,青居城長期是蒙古在川東的大本營。作為“四帥府”之首的青居城,主要負責對南宋四川戰場最高軍政指揮中樞——重慶城和釣魚城展開軍事進攻,同時積極配合其他帥府攻襲南宋重要城寨。

如中統二年()冬,移戍青居城的東川都元帥楊大淵調兵“于渠江濱建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31]。中統四年(),青居將領趙匣剌守虎嘯城,大敗夏貴。后又率軍攻釣魚城及大良城,屢敗宋軍。[32]至元三年()冬,青居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波等由間道襲開州”,配合閬帥楊文安進攻開達地區。

至元十一年(),青居山蒙古萬戶怯烈乃、也里只等率軍配合楊文安進攻達州,“直趣云安軍,至馬湖江與宋兵遇,大破之,遂拔云安、羅拱、高陽城堡”[33]。

如此實例,不勝枚舉。隨著戰事的發展,蒙軍還吸收宋軍筑城經驗,采取“攻勢筑城”之法,以青居城為基地,在嘉陵江、渠江流域修筑了大量城寨,其中渠江流域的虎嘯城、東安城、章廣寨、三臺寨及涪江沿岸的武勝堡等重要城寨皆為青居將領所筑,對宋軍山城防御體系構成了極大威脅。

而東川帥府的一大批軍事將帥,如欽察、汪惟正、合剌、汪良臣、汪忠臣、李忽蘭吉、張庭瑞、怯烈乃、也只里、趙匣剌、趙阿哥潘等,皆為驍勇善戰之輩,為蒙軍取蜀滅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宋蒙對青居的爭奪

事實上,宋蒙雙方對青居城的重要性是有共識的。咸淳年間,宋度宗在召見沿江安撫使朱禩孫時,尚且問詢“云頂、清居如何”,而朱禩孫也認為“今惟清居最緊要,須是清居寇去,然后渠、廣無憂,夔路方可捍蔽!盵34]元東川帥府建立后,青居城一躍成為忽必烈平定四川的軍事指揮部,反成宋軍大患。

鑒于其地位之重,蒙古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宋軍反攻青居。如早在蒙哥占領青居城后,即令蒙古新軍萬戶鎮撫鄭溫(也可拔都)“分軍守邏青居、釣魚等山”[35];至元四年(),駐守青居的汪良臣為防合州宋軍的襲擊,奏請于青居“南九十里,夾嘉陵江東西筑武勝軍、母德章兩城”,[36]作為青居城的屏蔽,“控扼江南,以當釣魚之沖”[37]。

事實上,在青居城陷落于蒙古軍之后,宋軍也確實組織了多次反攻,以期奪回此城,以緩解釣魚、重慶等城及夔路諸州的軍事壓力,從而跳出蒙古包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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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萬壽反攻青居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之時,戍守青居城的鞏昌汪氏曾多次受命平叛。中統二年(),火里叛,也是青居帥汪良臣率軍討平。此時忽必烈的軍事重點在于平叛,因而暫時放緩了對南宋的征伐,而青居主將又一度受命平叛,這就給宋軍反攻青居城創造了相對有利的時機。

此外,中統二年()夏,南宋神臂城守將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元,繼釣魚城失掉青居城屏蔽之后,四川軍政指揮中心重慶城也失掉了長江防線上游的屏障,直接曝露于元軍鐵騎之前。面此危局,宋軍不得不采取積極的軍事行動,以攻為守。

于是,四川制置使俞興、四川宣撫使呂文德等先后出兵討伐劉整,以期奪回瀘州。而宋將昝萬壽則率戰船兩百余艘,溯嘉陵江而上,從水路反攻青居城,與鞏昌汪良臣在青居城外嘉陵江上展開了激烈的水軍大戰。據《元史·汪良臣傳》記載:良臣伏甲數十艘其后,身先逆戰,萬壽敗走,伏發,幾獲之。[38]

此戰雙方投入的具體兵力無從得知,但從雙方參戰的戰船數量來看,此戰規模不小。這是青居城失陷以后,宋軍發起的第一次大規模反攻行動,意在奪回青居,以緩解宋軍在嘉陵江下游的軍事壓力。只可惜此次爭奪并未達到宋軍的預期效果,反以宋軍大敗,統帥昝萬壽幾被擒獲而告終。

元軍取得此戰勝利之后,“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帥欽察等所部將校有功,詔降虎符一、金符五、銀符五十七,令行省銓定職名給之!盵39]表明忽必烈對此戰結果甚為滿意,同時也反映出元朝統治者對青居城的重視。

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以往在論述宋蒙軍事力量對比時,往往強調蒙軍的優勢在于具備超強機動性的陸路騎兵,而宋軍則勝在擁有蒙古所沒有的龐大水軍。但隨著對金,特別是對南宋戰事的發展,蒙古也逐漸掌握了一支重要的水軍力量。在與南宋水軍的不斷交鋒中,這支水軍力量逐漸成長,并最終抵消了南宋水軍的優勢,在忽必烈統治時期發展至鼎盛,成為元朝滅亡南宋極為重要的軍事力量。[40]

從軍政級別上講,青居城是元軍在川東的軍事指揮中心,地位高于其余三帥府,其軍政設置應更為完善,很有可能設置有水軍基地。從地理位置來講,青居城與大良城遙相呼應,分別控扼嘉陵江、渠江水道,南迫合、渝,是“四帥府”中距離合州、重慶最近的兩座城堡。于此二城設立水軍,居高而臨下,其勢如破竹,元軍不可能棄此天然優勢而不用。從軍需后勤上看,進攻四川的蒙元軍隊長期依賴漕運物資,而嘉陵江漕運,更是蒙元取蜀之關鍵[41]。

為了保障嘉陵江漕運通暢,蒙元在嘉陵江沿線要地設置諸漕運司,其中順慶漕運司即設置于青居城[42]。此外,昝萬壽率領強大水軍反攻青居卻大敗而回,亦可證明元軍在青居城附近部署著一支規模較大,且具備豐富作戰經驗的強大水軍。其目的在于護衛青居、保障漕運及用兵合、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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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雄飛反攻青居

忽必烈獲得蒙古內戰勝利之后,開始加緊征伐南宋,并于中統三年()至中統四年()先后派軍進攻嘉定、巴州、渠州、重慶等地。而自昝萬壽兵敗青居之后,宋軍在接下來的兩年內也接連發動了多次對元軍控制區域的反攻。

如中統三年(),呂文德收復瀘州[43];中統四年()五月,“宋安撫高達、溫和,進逼成都”[44]。同年(),南宋四川制置使的劉雄飛親率大軍進攻青居城。劉雄飛其人,《宋史》無傳,曾于宋景定二年()五月知夔州,任夔路安撫使;十一月,遷“和州防御使、樞密副都承旨、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

景定四年(),為“樞密都承旨、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四川總領財賦、夔路轉運使!盵45]可見,劉雄飛率軍爭奪青居之時,已為四川最高軍政長官!对贰分嘘P于此戰的記載主要有兩條,《元史·趙匣剌傳》載:

(中統)四年……宋劉雄飛以兵犯青居山舊府,匣剌與戰于都尉壩,敗之,斬首二十余級。[46]

而《元史·趙阿哥潘傳》載:

宋制置使劉雄飛進攻青居山,阿哥潘擊之,宵潰,四川大震。[47]

中統四年(),元軍在青居城的最高統帥仍為欽察及汪惟正。趙匣剌與趙阿哥潘皆為東川帥府驍將,共同參與了與劉雄飛的大戰,并最終取得勝利。此戰雙方投入具體兵力不詳,但早在中統四年()正月,忽必烈先“敕李平陽以所部西川出征軍士戍青居山”,緊接著又“敕總帥汪忠臣、都元帥帖的及劉整等益兵付都元帥欽察,戍青居山!盵48]

也就是說,此時東川帥府已集結五部軍馬,嚴陣以待,劉雄飛既敢反攻青居,其所率宋軍規模也必然不小。此外,是年初,戍守青居的汪忠臣、史權還抓獲宋軍間諜六人,并“械系至京師”[49]?梢娝诬娫诖舜畏垂デ嗑又耙炎隽碎L久的準備工作,甚至派出間諜打探軍情,足見其對此次反攻之戰的重視。

而度以常理,劉雄飛既為四川軍政帥首,親率大軍反擊青居城,其兵力也不可能太少。此戰以宋軍“宵潰”而終,四川大震,影響頗深。

需要注意的是,《元史·趙匣剌傳》中明確提到此次宋元交戰的地點在都尉壩,而非青居山。都尉壩在今南充市嘉陵區,南距青居城約10千米的嘉陵江西岸。劉雄飛自重慶而來,欲攻都尉壩必須繞過青居城。

如此大費周章,證明此處或為元朝東川帥府除青居山城之外的又一重要基地,甚至可能就是東川帥府的水軍基地。當然,此說僅為推測,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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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安夜襲青居

蒙軍在對宋軍城寨進行軍事征伐的同時,也常對宋軍守將進行政治招降。南宋德祐元年()正月,宋達州守將鮮汝忠率部投降,開、達陷落。六月,宋嘉定宣撫使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紫云諸城降元,“已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其后,元軍“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50],自秋至冬達數月之久,重慶城援絕糧盡,深陷困局。

張玨多次派遣死士進入重慶城內,許諾救援,并為之規劃守城御敵之策。德祐二年()正月,為解重慶危局,張玨“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盵51]姚燧《便宜副都總帥汪公神道碑》對此戰也有簡要記載:“又貞肅(汪惟正)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盵52]此處的“劉帥”與前文所載“安撫劉才”當是同一人。趙安此次選擇夜襲青居城,應是汲取了昝萬壽、劉雄飛正面進攻受挫的教訓。

元朝青居守將措不及防,趙安領軍攻入城內,放火燒毀民居,擒拿守將之后趁亂撤離。值得一提的是,從張玨的戰略意圖來看,此次派軍夜襲青居主要是為了吸引元軍注意力,以減輕重慶壓力,而并非占領青居城。而且,從當時整個四川戰場軍事格局來看,元東川帥府的前沿陣地已沿嘉陵江向南擴展到距離釣魚城更近的武勝堡一帶,宋軍占領青居城的意義已不如當初。

另外,此時宋軍也不具備長期占領青居城的實力和必要。但是,面對宋軍的偷襲,正在圍困重慶的東川統軍使合剌卻不得不分兵回守青居,這就使得困守重慶的宋軍壓力大減。從這一層面來看,此次反攻青居是成功的。

除反攻青居外,同年二月,張玨又派部將張萬用巨艦裝載精兵,斷內水橋而進入重慶城;四月,會合重慶守軍出擊鳳頂等寨堡;六月,以瀘州劉霖、先坤朋為內應,遣趙安、王立等攻破神臂城,執叛將梅應春殺之,光復瀘州。

至此,圍攻重慶的元軍逐漸退去,轉而圍困瀘州。張玨此次反攻青居與瀘州,實為“圍魏救趙”之舉,戰略意圖上有別于昝萬壽和劉雄飛組織的反攻。從最終戰果來看,這一系列軍事行動也基本達到了其預期的戰略目標。

4

王立收復青居

以往在談到王立之時,多言及其舉城北降之事,認為他是叛宋之臣,降元之將。但也有人肯定王立全活一城百姓之功德,認為其“所全實大哉”。[53]王立降元的是非功過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但其守合前后的御敵之功是不容抹殺的。王立本為張玨麾下猛將,曾多次受命主動攻擊元軍控制下的城寨。宋咸淳二年()十二月,張玨命王立與史炤以死士五十斧夜襲并收復了大良城。此戰重新疏通了渠江水道,為夏貴反攻開州創造了條件。德祐二年()六月,王立又與趙安等將率兵攻神臂城,擒殺叛將梅應春,光復瀘州,解除了重慶危局。此二戰足見王立之勇謀。關于王立反攻青居之事未見正史記載,元無名氏所撰《釣魚城記》有關于此戰的簡要記錄:……安撫張玨以功升渝州制置使,繼以王立為安撫。立至任,益嚴守備,兵民相為腹心。聲息稍緩,即調兵討捕鄰邑之降北者,取果州之青居城,復潼、遂州境土,攻鐵爐城堡,承命旌賞,擢授遷秩矣。[54]由上文可知,王立繼為釣魚城主將后,“益嚴守備,兵民相為腹心”,調兵討捕附近州縣降元之人,并四處出擊,攻取了青居城,收復了潼川、遂州等地?梢娖鋷浭蒯烎~城初期,抗元是非常積極的,并且收復了部分失地,更使宋軍復取青居城的夙愿得以實現。

王立成功復取青居的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此時元軍的主要軍事力量已沿嘉陵江推進至距離釣魚城更近的武勝軍一帶,青居城軍事大本營的作用有所削減,防務亦有松懈,給王立復取青居造成了可乘之機。事實上趙安成功夜襲青居一事也能說明青居城的兵力已大不如前。其次,德祐二年()正月,趙安成功夜襲青居,可為王立反攻青居提供情報參考和經驗借鑒。以時局觀之,王立此時奪回青居,實于大局無益。不久之后,南宋朝廷投降元朝,夔路諸州包括制司駐地的重慶城也終告陷落,釣魚城成為一座孤城。大勢所趨之下,王立經過綜合考慮,亦不得不舉城降元。但是從此戰也可以看出,王立在戰局極為不利的情況之下,仍然在盡自己最大努力來挽救危局,并且一度收復失地,足見其抗敵守土之堅決。

總之,青居城在被蒙軍占領之后,成為了宋軍的巨大威脅。自此后,蒙軍在東川的幾乎所有軍事行動,皆由坐鎮青居的東川帥府統籌指揮,給宋軍占領下的重慶城、釣魚城及夔州路諸城寨造成了極大壓力。為此,宋軍先后組織四次較大規模的反攻軍事行動。

這四次反攻行動大的戰略目標是相同的,但是受所處戰爭形勢變化的影響,前期與后期實際上又有所差異。前兩次主要為了重新奪回青居城,使之繼續作為宋軍的前沿堡壘,屬于宋軍的主動軍事進攻計劃。而后兩次反攻,實為“圍魏救趙”之策,旨在轉嫁釣魚、重慶諸城的軍事壓力,因此可以說是無奈之舉。

結語

青居城在南宋四川山城防御體系中,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中堅作用,但卻在蒙軍“取蜀滅宋”的戰略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蒙軍以青居城為基礎實施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對南宋四川軍事防御布局造成了重大威脅,深刻地影響了宋蒙戰爭的歷史進程。以往研究宋蒙戰爭,特別在探討四川山城防御體系之時,往往站在南宋的立場上,以反擊民族侵略的視角來看問題,因此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正是因為這種立場,使得以釣魚城為代表的“抗蒙”山城受到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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